作者=夏明方泉源=《文汇学人》记得1991年，我到南方一所著名高校造访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他对我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我其时请教的问题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灾荒和上海绅商的义赈，效果他很坚定地说道：“我让我的学生有两个问题不要碰，一个是灾荒，一个是义和团。因为灾荒的发生没什么纪律，你从中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理论提升，而义和团嘛，则是对近代化的顽固抵制。”他这样说并非没有原理，在谁人时代，灾荒史的研究少之又少，国图里就找不到几本这样的著作。

但我还是受到很大刺激，悄悄下定刻意，一定要把灾害弄出个纪律来。今日追念起来，我可以绝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纪律已经找到了，固然它的发现者不是我，而是开国以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众多学者。他们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依靠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富厚史料，给我们大要上描绘了中国自然灾害的变更趋势和演化纪律，进而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灾害情势举行预测。

我自己半个世纪的亲身履历，也能感受到其间气候和灾害的变化，从中约莫分辨出比力显着的阶段性特征，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种周期性变更，很可能与美国海洋科学家斯蒂文·黑尔发现的拉马德雷现象有关。据研究，作为太平洋上空高压气流的一种变更历程，它包罗两个交替泛起的阶段，即“暖位相”和“冷位相”，这两个阶段与厄尔尼诺及其反面拉尼娜现象又有着很是密切的联系，相随而来的往往是台风、地震、瘟疫、大规模的盛行病等一系列巨灾。

好比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889年到1924年，1925年到1946年，1947年到1976年，以及1977年到2000年左右。差别的阶段，气候的冷暖变更纷歧。其中1889年到1924年是比力严寒的时期，1924年到1945年则相对温暖。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气象学和气候史的角度来看，是近代中国一段很是难过的好时期。从1946年到1976年，气温又趋于下降。这里所说的气温变化，不是我们在每一个白昼黑夜详细感受到的冷暖温差，而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平均气温。这种气温如果提高或降低两度或以上，往往意味着气候类型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也就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气候和灾害的变更，又会泛起什么样的情况呢？对1800年以来全球气温变化的统计显示：从1900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发作的那一年，年平均气温开始较大幅度的下降，到1910年到达最低谷，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不久清朝死亡，民国建设。之后，虽稍有颠簸，却稳步上升，故此整个20世纪，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气温上升的阶段。由此反观19世纪，同样也有小幅的颠簸，但总体上显然处于气候相对严寒的时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者气候学界所说的明清小冰期的第二个阶段。

因为从这一时刻一直往前追溯，好比明中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明清小冰期的第一阶段，大要上始于1620年，竣事于1720年左右，此乃明代死亡、清朝入关以及康熙统治初期。约莫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气候逐渐变暖，雍正朝更是风调雨顺，一直到乾隆前中期，气候都很是好。

固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此康乾盛世就没有饥荒，没有灾害，只是其发生的比例相对较小而已。一直到乾隆末年，靠近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如前所述，中国的气温又开始泛起颠簸，洪流、大旱、大震相继泛起。所以从距今400多年的时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更大规模的周期性变更：明末清初，气候变冷；从康熙的后半期、雍正朝，以及差不多整个乾隆朝，气候相对温暖；然后从乾隆末年到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又是一个气候严寒的阶段。

如果再放长一点，也就是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来看，我们同样会找到另一种更长的气候变化周期或灾害周期，这就是“夏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确切地说，应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宇宙期”），以及“明清宇宙期”。也有学者把“清末灾害群发期”与明末清初区离开来，称之为“清末宇宙期”，也有一定的原理。毫无疑问，自然灾害的发生，简直有它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突发性，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其举行极为准确的预测，但这种周期性变化的自己即说明其背后还是存在着一种纪律性的特点，有一定的脉络可循；换句话说，自然灾害并不是某种外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偶发性气力，实际上是这个世界自然变更的一部门。我们需要把不确定性重新带入历史中来，把灾害看成历史的一部门，看成历史演进不行或缺的基本动力之一。

固然，自然变异的周期性与自然灾害的趋势性上升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和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以及他的门生有过一场争论。他并不否认灾害的周期性变化，但对灾害次数日渐频繁、灾害区域不停扩大这一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提出挑战。他认为，有关中国灾害发生的历史纪录相隔时间很长，从春秋到现在已经好几千年了，而历史纪录的特点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即时代越往前纪录越少，越往后纪录越多；在空间上，距离政治中心越近，纪录越多，反之越少，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所以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灾害次数的增多，灾害区域的扩大，是由文献纪录的特点造成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就是如此。我适才也多是从自然界的周期性变化来分析灾害的演变局势，但并不否认，除了周期性震荡之外，也应看到另外一种变化，即趋势性的变化，两者纠合在一起，出现的就是周期性上升趋势，其间并无矛盾之处。理由何在？首先，通常纪录于中国历史文献的，绝大部门都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灾害，而非随时随地发生的各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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